《小时代》影评：硬盘中的上海滩
在关于《小时代》的网络大众影评热潮中，价值观、美学品味、代际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展开的语言暴力式的道德攻讦和人身攻击成为喧嚣的话语主体（间或一点视听语言的技术指摘），影片的主场景和都市空间呈现——上海，却处于奇妙的缺席状态。
缺席是有理由的，这似乎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有意”遮蔽。中国的新世纪都市电影（这不是一个周延的术语）正在蓬勃发展，在此一全球化进程中也呈现出明显的“跨地域”特性（《北京遇上西雅图》），而随着电影制作中心的北移，北京或其他专业影视外景地开始更多的被作为银幕都市的影像符号表征，上海在影视文化的主流舞台上似乎缺席了很久，直到《小时代》的粉墨登场。
《小时代》里的上海，绝非物理意义上的上海——当然上海在光学意义上的都市景观有许多都进入了影片，但是，那真的是上海吗？或者换句话说，《小时代》里的上海“是不是”上海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么？
当然有意义，上海曾经负担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中心的重任，在1949年以前，上海不仅是中国，甚至还是整个亚洲的电影中心。就中国电影史来看，可以粗疏的说，香港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上海电影的余荫下渐次奠基的，直到数十年后北京的崛起——就1949年后的内地电影环境变迁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电影中心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香港充任了“二传手”的角色），《小时代》正是在北京作为中国电影中心时，一次上海影像叙述的逆袭。从制作方的构成来看，固然有台湾的幕前幕后工作人员，但《小时代》的制片、发行、宣传营销等核心团队都来自北京，只有导演和外景地设在上海（当然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做个不恰当的类比，这是一次来自北京的电影人和电影资源在上海的一次“殖民”式制片行为（北京在此不是户籍或注册地意义上的概念）。
《小时代》的主角是居住在上海弄堂里的上海本土女孩（类似石库门居住区），校园场景发生在上海的大学里，除了陆家嘴等传统地标，还能看到1933等新兴的时尚场所入画。当然，作为一部青春偶像剧式的“小鸡电影”，《小时代》里的都市本来就是一个流光溢彩的奇观式空间景观而已，无须夯实，你可以把《小时代》理解为发生在任何一个内地都市——但是，从片头就开始的明确的上海地标景观展现还是让这部电影无法与上海脱开关系，事实上，《小时代》中这种“去上海化”的上海景观处理，正是上海作为景观的本来意义之一。
在《小时代》所遭遇的价值观批判大潮中，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成为其主要罪状之一，电影是否真有这个问题，在此暂且不表，但那些奢侈浮华的场景营造（当然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是充满暴发户山寨趣味的），却勾连着中国/上海电影史上早已有之的城市景观与价值观的隐秘关系。《小时代》作为一部主要定位于少女观众、主要塑造少女和少女偶像形象的“小鸡电影”，片中那个不无架空的上海，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洗剪吹”少女，空洞、虚荣，徒具一副美艳的皮囊。有论者在评述上海老电影时曾指出：“将都市与女体联系在一起，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将都市想象成一个浪荡性感或邪毒的女人，不仅意味着对上海都市的社会批判，而且暗含了对以摩登女性为代表的女性性向的否定性评判。”①《小时代》引起的价值观大批判，其实也可以在上述论断的逻辑下得以推演——对许多论者而言，《小时代》所营造的物质主义（上海）景观当然是“邪毒”的，整部影片就是一只浪荡性感的“小鸡”（从片中人物来看也可以说是四只），这几乎一定会导向社会批判（所谓“小三小四小五”，抱歉“上海”在此被陪绑了），而所暗含的对“摩登女性”为代表的女性性向的否定性批判，则通过对《小时代》“女里女气”、“花瓶无演技”、“美男卖弄胴体”等方面的吐槽释放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有种“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当代大众流行文化本来就是以女性为主要消费者的，《小时代》的“女里女气”正好对榫。
于是，上海在《小时代》里再一次被作为银幕想象的客体，这已然是上海成为电影重镇以来的不变宿命。《小时代》引发的价值观批判，几乎复活了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工农兵文化对于“上海滩”的猛烈抨击——如果把《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小时代》联系在一起看，后者所宣扬的生活方式几乎就是前者的打击标靶。
而上海在《小时代》中的呈现面目，似乎也可以从创作者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中爬梳理路。从小说到电影，最主要的创作者当然就是郭敬明，用一个特定术语来说，他是一个“硬盘”。所谓“硬盘”，这是一个新兴的网络用语，最初兴起于上海的某些网络论坛，由于种种原因，“外地人”在这些论坛里成为敏感词，上海网友们便用“外地”的拼音首字母“wd”来代指，后又被屏蔽，不过“wd”却歪打正着的是一个硬盘厂商的商标（西部数据），上海网友们便天才的用“硬盘”来指称外地人——你总不能在互联网论坛上屏蔽“硬盘”这个词吧。
好听一点的官方说法是“新上海人”，但换汤不换药，实质还是“硬盘”。从一些郭敬明的访谈中可以看出，这个来自四川小城市的瘦弱青年入读上海某高校后，确实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他就读的学校以招收上海本地学生为主，难懂的方言以及相对高的物质要求，都会让这个“硬盘”有巨大的挫败感——郭就读影视专业，需自配电脑、dv等设备，对当时的他和他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外形被人嘲笑，想必也是难免）。此种“硬盘”心态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了郭对《小时代》的写作，不能量化，但似乎可以猜想，如果有朝一日郭创作关于自己家乡的作品，对于城市的情怀应当与《小时代》截然不同。
一日“硬盘”，终生“硬盘”，户籍迁移也改变不了这个文化心理事实（我坚持我这个武断的结论）。凯撒在报捷时高呼：“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对“硬盘”来说，上海也是这样一个待征服的——我还是不使用那个带有性别歧视含义的雌性犬科动物词汇吧——地方，郭在进行《小时代》创作时的心态，必须跟凯撒一样充满征服欲。当然，平时非战时，所谓的“征服”上海也首先表现为在文化想象上的物质成功，以及通过某种时尚品位来标定自己的“高端洋气上档次”——“硬盘”一词所蕴含的，正是将“乡下人”与“外地人”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的地域性认知，《小时代》里对名利场和财富的追慕，也正延续着中国电影史长期以来的对于上海作为景观/价值观这一对紧密联系观念的认识。
艾未未说，“历史的原因，使上海永远有傲慢的仆人心态，永远只有寒酸的小市民，满足的小市民，暴富的小市民”，②这应和了前文所述之上海景观/摩登女性形象/价值观批判的文化心理认知，而在许多论者看来，《小时代》充满了暴富的小市民趣味（低龄化的），但这也正是“硬盘”认知自我成功的方式，而且，“征服”上海的方式正是将其打回到仆人的“原形”——“硬盘”们显然在《小时代》里享受到了这种隐秘的快感。必须指出的是，郭敬明一个“硬盘”成就不了《小时代》里的虚拟上海滩，此一想象上海的方式归根结底是由万千文化消费者“硬盘”组接起来的，其所反映的，乃是亿万“硬盘”共筑的想象的上海滩。
有个女子朋克乐队“挂在盒子上”曾唱过一首名为《上海》的歌，歌词里说“shanghai is a beautiful city, also is a stupid city.”这几乎准确的反映了“硬盘”（特别是《小时代》目标观众）对这个城市的真实心态，我们当然要站在道德和审美的制高点上批判对待上海的物质主义心态（或者选择性失明），但这无损我们内心真实的欲望。
1942年冬天，一位德国第6集团军的士兵在家书里说：“斯大林格勒就在眼前，但他又像月亮一样遥远。”对“硬盘”们来说，上海也是这样——更遗憾地是，当所有人合力营造出一个“想象的上海滩”时，其实所有人都变成了“硬盘”，那个交织着物欲与道德、纠缠着自卑与优越、勾连着肤浅与深沉的所在，那个村松梢风笔下的“魔都”，早已变成“现实的渐进物”而在现实中触不可及——即使那些因出生地或户籍制度而自以为属于上海的人，要么他们是用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标定了虚伪的归属感，要么他们愚蠢到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回到电影，回到《小时代》，上海就似是而非的坐在那里，满脸脂粉，略带娇喘，就像一个——嗯，我还是决定不使用那个带有性别歧视含义的雌性犬科动物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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