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一说话，大家就说他“放炮”。是起标题的脑子太偷懒，还是听的耳朵接收频率太单一？又或者，什么时候起，“放炮”变成公众对冯小刚惟一的期许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幕刚开，冯小刚就有贡献。17日一个“产业论坛”，再加一个电影《一九四二》发布会，媒体收获颇丰。“我们经常误认为自己很重要，但你确实不重要。你是一个充满了造假的民族，假奶粉、假足球、假票房、偷票房、盗版，你这样一个民族凭什么你的电影出去，你讲故事给人家听，人家就要听？”类似这种当然劲爆，在不在理、有无偏颇另说，足够刺耳到让所有听到的人都不舒服是真的。
但他其实还说了别的。比如，为什么要拍《温故1942》？
“我觉得《温故1942》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来的。我父亲是湖南人，我母亲是石家庄人，我以为我是从湖南来的，其实看完那电影你就会知道我们都是谁。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知道了我们从哪来，我们好知道接下去往哪走。”
让人想起《赛德克·巴莱》。魏德圣用了12年时间，花费了7亿元台币，只为问一句：“我是谁？”他一直很想知道，自己的祖辈来自哪里，都做过些什么。
之前一直担心冯小刚执念于《温故1942》，是出于“拍史诗”的诱惑。冯小刚多年来一直有“证明自我”的情结，咽不下被认只会拍贺岁喜剧那口气，这些年孜孜以求，拍《集结号》证明能拍“战争片”，拍《唐山大地震》证明能拍“灾难片”……魏德圣曾说“我当导演是为了讲想说的故事，不是为了当导演”，所以他没有“证明”压力。而冯小刚这些年给人的印象，几乎是他的反面。
但他如上的表达，听起来感觉似乎倒对。
让我担心的倒是刘震云念念在兹的“幽默”。“不同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民族，他们临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谁让我死的，有一种追问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个民族临死的时候给世界留下的是幽默。他们面对灾难是幽默的态度，比如说我要被饿死了，我饿死的时候我不想谁把我饿死的，我想到的是小刚，因为小刚两天前已经饿死了，我说我比老冯多活两天，我值了。一个民族面对灾难太多的时候，如果它用严峻对待严峻，就像鸡蛋和铁一样。把一个灾难片拍的那么饱含幽默，幽默里面饱含辛酸，还没有过。”
这话2003年就听刘震云亲口说过。现在再听，还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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